在闊別大學校園將近九年之後，我重新回到了學校，不同的是，這次是全英語教學的美國學校，而且是在全球知名的麻省理工學院，對於這前所未有的挑戰，在幾個月以前心中充滿著期待與緊張，不知道自己的語言能力有沒有辦法適應這個全新的環境。
先介紹一下美國對留學生的相關規定，在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增修了許多政策來防止恐怖活動，有二項和留學生有關，第一是外國學生申請簽證前必須繳交一筆一百元美金SEVIS費用，讓國土安全部可以建立起外國留學生的資料庫並追蹤動向；第二提高了外國學生的學分下限規定，以MIT為例，外國學生必須註冊為全職學生，學分下限為36學分，MIT學分計算方式和別的學校很不一樣，一門課的學分數等於每週上課時數＋實驗室時數＋課前需準備的時數，36學分相等於台灣到三到四門課，在台灣的大學內一學期修三、四門課的負擔不算太重，但是在美國的研究所就不同了，之前在台灣同學會的迎新手冊上就記載，修二門課還可以應付，修三門課你的負擔會非常重，修四門課則是一種自殺的行為。為什麼美國政府要提高外國學生的學分下限呢？有一種滑稽但卻有幾分真實性的說法是：美國人認為如果外國學生修了這麼多課，就不會有時間搞恐怖活動了！為了達到學分的下限，我在上半學期(MIT有些課只有半個學期)選了三門課，二門和供應鏈管理有關，一門是航空業管理，展開了我在MIT的校園生活。
第一堂是一個知名教授的課，一百人多人把教室擠得滿滿的，還有的人坐到走道上，比較特別是教室外面竟然備有自助式的早餐，內容包括美式培果(bagel)、咖啡、紅茶和柳丁汁，可能是考慮到這門早上八點的課很多同學會來不及吃早餐吧！由於許多課都要求學生要參與討論，每一個學生都要在桌上放自己的名牌，以方便老師辨認講話學生的姓名並計分。由於MIT和新加坡南洋大學之間有學術合作，藉由視訊會議的技術這門課在美國和新加地兩地同步進行。課堂一開始，我立刻見識到美國人在課堂上的主動積極態度，當老師丟了一個問題出來，前後左右的學生立刻爭相舉手好像在拍賣場上競標一樣，對於好或不好的答案老師也都會給予言語上的肯定，處在這一群舉手的樹林當中心中壓力可想而知。
第二堂課是個案研討的課程，老師是來自史隆管理學院的資深教授，比起前一堂課，這個老師更強調上課師生的互動，課堂參與佔學期總成績高達50%，他先給每一位同學一張資料卡，要求每一個人在上面貼上二吋大的近照、學經歷和未來畢業後的目標，他保證三個星期後他可以看到同學的臉孔就叫出名字，在上課的互動中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非常有個案教學經驗的老師，他堅持個案教學不事先給個案問題，而是要學生自己去思考個案公司面臨到的真正問題是什麼？自己的分析和建議又是什麼？當你在課堂上舉手回答，他會根據追根究柢地繼續問出你答案背後的邏輯和思考的限制，可以想見每一個修這門課的學生必須花大量的時間作課前準備，不然課堂上必然當場下不了台。令人感動的是，他針對這堂課約四十個學生的作業堅持親自批改，而且還會針對每一個同學的上課表現做出評語和建議。
上課一個月來的感想是：MIT的教師陣容配稱世界一流，學生也大多十分優秀，台灣學生在國內向來習慣老師在台上講、同學在台下聽和勤作筆記的方式，在美國勢必要面臨極大適應上的問題。還有一點更不同的是，台灣的大學很少每週要求學生交作業，大部份的科目都是用期中、期末考和期末報告來決定成績，在美國則偏重定期的作業，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讓學生直接練習上課內容最好的方式，因此每個星期我幾乎都有小組討論和趕作業繳交期限的壓力，最誇張的一次是作業光題目就長達八頁，為了趕上交作業的期限，我連續三十六小時沒睡還是無法如期完成。這時候不禁想到「創意工廠MIT」中有一句話：「當教授走進教室，看到每一個同學臉上一副睡眠不足的樣子，不禁露出邪惡的微笑。」此外，台灣多年來一直想學習美國的個案教學，政大、台大等名校也從哈佛、MIT也移植了個案教學的軟硬體到台灣的校園內，陸續送了不少種子師資到哈佛進修，然而在這一個月來我深深的感覺到，成功的個案教學的關鍵絕不在於硬體，而在於老師是否具備經營課堂上討論氣氛的能力，以及學生們是否在課前有足夠的準備和上課中發言的意願，如果還是在既有文化下堅持像以往講和聽的教學方式，引進再貴的設備必然還是效果有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