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光似箭，轉眼間我在MIT已經是第四個月了，手中的結業證書象徵著我在MIT的日子已經告一段落，在短短的一學期四個月當中，我修了五門課共計三十六單位的學分，在即將前往位於賓州小鎮伯利恆的Lehigh University攻讀MBA之前，我藉著這一篇文章總結這四個月來在MIT的學習和收穫。
「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。」是一般中國人對老師的期望，傳統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，老師在中國社會被賦予相當崇高的地位，但是符合這三項標準真的就足以稱為一個「好老師」嗎？在經歷過美式教育之後，我將老師的工作職責(job description)加了一條並賦予極高的權重：引發學習興趣。記得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：有一個殺了許多人的大壞蛋在死後墜入第十八層地獄，每天生活在火湖裡非常地痛苦，有一天，他突然聽到地底下傳來微弱的哀號聲，這下子他心裡可樂了，原來有人比他還慘在第十九層地獄，他好奇地問了一下身邊的獄卒：在我底下關的是什麼人？他犯了什麼罪？獄卒說：底下關的是一個老師，他斷了很多人的慧根，比你殺人還嚴重！雖然這只是一個笑話，但是卻點出一個好老師對人一生的重要性。東方的教育可以說是一種「減法的教育」，也就是從滿分一百分來看你的答案，錯多少扣多少，因此著重於找出學生的缺點，即使學生已經接近完美，也一定要找出幾個問題以免學生太過「驕傲」，更別說成績中下的學生會因為成績低落而失去信心和學習興趣了；反觀西方的教育則是一種「加法的教育」，學生的分數是由每一題的得分累加起來，因此學生看到的不是自己被扣了多少分，而是看到自己對本科目的了解得到了老師多少的肯定，這也是我在MIT感受最深的部份，儘管我在作業中的回答並沒有達到老師心中的標準而分數偏低，但在老師的評語中仍看到許多正面的評價，可以看出老師在學生的答案中努力找出可取之處，老師對作業的評分不僅是打量化的分數而已，還包括質化的評語，評語中除了外國人慣用的Good point、Very Good、Great之外，還告訴你有哪些方向可以讓你可以有不同的思考，對於一個好老師而言，每一個學生姓名的背後不只是成績而已，還包括每一個人的背景和學習進度，老師的責任在於兼顧每一個學生的特質和差異，確保每個學生都能有良好的學習成果。
「主動」是在美國校園內生存必備的條件，這也是東方人比較吃虧的部份。在課堂上，除了常看到西方的學生勇於發言之外，有許多匪夷所思的好處更是專門為主動的學生準備的：我們平常大概很難想像學費可以打折，但是在這裡有許多學生和系上主動要求學費減免成功的例子；學期報告助教打的成績不理想，整組的學生一起和老師討論報告最後成功加分；我自己的例子則是在一次考試中因為時間掌握不好，三大題中前兩題拿到90%的成績，第三大題是很簡單的題目，但我只剩五分鐘完成所以只拿到20%的成績，最後當然考試成績不理想，拿到成績後我寫了一封e-mail給老師說明我沒考好的原因，結果老師馬上就回信了，他說對他而言，前兩題會寫沒理由第三題不會，他很感謝我讓他知道我的狀況，並承諾會將這個狀況列入期末評分的考量，我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台灣，大概沒有有一個老師會理我吧！
另外一門讓我獲益良多的課是一門研討課，主題是中國和印度的機會和議題，每次上課都要討論兩篇各二十多頁哈佛管理學院出版的個案，最大的收穫是讓我看到中共在過去十幾年的政策如何成功改造中國，透過發展城鄉企業帶領幾億人脫離貧窮，在中國每次的五年計畫中看到中國政府正在有計畫、有方向地改造中國，許多政策也看到具體的成果。儘管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，對於這一類和中國政府有關的正面資訊卻是少之又少，如果有人在公開場合把這些資訊提出來，大概免不了被人罵為不愛台灣、唱衰台灣、中共的同路人、滾回大陸去、中國的走狗和台灣的賣鄉郎，對於中國的興起，台灣的解讀多半歸因為廣大的市場和低廉的勞動力，卻鮮少有人提到中國政府積極、有遠見和執行力，因為這會讓台灣政府相形見絀，人民被灌輸愛台灣就等於台灣優先、所思所想所行都必須要和台灣有關並直接對台灣有利，以致於政府和人民的思考格局愈來愈狹隘，彷彿在楚門的世界不知道台灣之外還有其他世界的存在。希望台灣執政者能有更大的思考格局，而台灣人能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未來。